跟随林伯渠万里长征
1934年10月，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长征前夕，黄祥墟因工作需要调至中央政府红章司令部，即到中央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跟随林伯渠同志。财政部所属十五大队负责挑运国家银行印钞机、铸币机、金银等贵重物品，行动较为缓慢。十五大队为了安全，经常夜间行军。林老已年过半百却同青年人一样坚持徒步行军，黄祥墟、黄秋胜(警卫员)既要照顾好林老，又要牵着骡马，抢渡湘江时，正值半夜三更，又逢阴雨绵绵，道路泥泞，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努力，林老却把马让给病号骑，自己拄着拐杖前行，其精神令红军战士十分感动。
渡过湘江进入广西，短暂休整后，黄祥墟发觉，一同参加红军的闽西兄弟少了许多，打听才知晓：湘江恶战，由闽西子弟组成的原红十二军指战员，为让大部队及红章司令部顺利渡江，担任后卫堵住敌人，与数十倍的敌人恶战，几千闽西子弟血染湘江。
11 月初，红章司令部到达桂黔交界的一座大山。山势险峻，绵延几十里，崎岖小道就像是镶嵌在石壁上，人在路上，向下鸟瞰，令人头晕目眩，稍有不慎，就可能掉下悬崖粉身碎骨。黄祥墟赶着牲口走在部队后面，将至山顶时，马脚踩在一块活动石头上猛然下滑，黄祥墟一边吆喝牲口停住，一边奋不顾身用自己全身力量拉住马，免去了一场惊险。翻过大山到达贵州黎平，先头部队攻余庆、渡乌江、克遵义。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领导，黄祥墟和所有红军战士一样，欢欣鼓舞。
遵义会议后，红军打完娄山关战役，到达习县东皇场，蒋介石调集王牌军紧紧尾追，又命贵州军阀王家烈前方堵截，左右夹攻。为摆脱敌人，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再次攻打娄山关，两战遵义，不仅骗过了老奸巨滑的蒋介石，就连下层指挥员、红军战士都莫名其妙，当时许多红军战士都以为要打回赣南、闽西去。等到敌人发现我军意图时，红军已巧渡金沙江，摆脱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甩在了后头。
此后，黄祥墟随林伯渠过会理与郭滴人有一个短暂的见面，后经西康，过大渡河、到达夹金山。时值六月，南方正是赤日炎炎，而夹金山却大雪纷飞，冰天雪地。先头部队留下的一丈多高的路标，一天之间就被雪埋了，部队只能凭指南针辨别方向。十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黄祥墟亲眼所见：雪山路上，不时看到露出雪堆的马头，此情此景，令黄祥墟体味到革命之艰辛。
过了夹金山到达懋功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按党中央统一部署，黄祥墟、黄秋胜等十几人随林伯渠前往红四方面军慰问。途中一件事令黄祥墟终生难忘，那天雪厚路滑，张国焘的马夫一不小心，连人带马跌进山坳雪坑里，张国焘的警卫员不仅没有上前帮忙，反而扬起鞭子抽打马夫，身为四方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在旁看着也不制止。当时他心里想，这不是军阀作风吗，作为红军高级领导的张国焘怎么就不管呢？与林伯渠部长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林伯渠部长待下属如子女，关怀备至。
九月，红章司令部翻越打鼓山。再向前走就是毛尔盖草地边沿，横在面前的是渺无人烟的大草地，黄祥墟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的是沼泽无际、草海茫茫，又逢川北雨季，天空阴霾密布，脚下泥泞一片，没走多久，一个个成了泥人。入夜，寒风袭来，使人打颤，根本无法入睡。大家只好手拉着手，边唱边跳，“草地沼泽算什么？红军个个是英雄汉……”和着沉重的脚步，唱着自编的歌曲，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即使如此乐观坚强的战士，仍有部分同志因饥寒交加在草地边茅草房里躺下，再也起不来。新中国成立后，黄祥墟每每回忆如烟往事，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草地的一幕幕。
九月底，过完大草地到巴西休整，林伯渠派人前往包座采购粮食，派出的人才去两天，突然接中央命令说：张国焘拒绝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甚至拥兵要挟党中央南下，情况万分危急，中央命令一方面军迅速离开巴西，林伯渠领着国家银行曹菊如、钱希昀、黄亚光，财政部工作人员及随行人员黄祥墟、黄秋胜等几十人，连夜离开巴西。临走时，林伯渠忧心忡忡，派出去的三位同志尚未返回，很有可能被张国焘扣下。天亮后，果然看见四方面军的人将一方面军派去的同志强行拉走，眼见得自己的同志被挟持，也只能以大局为重，不能自相残杀，给敌人可乘之机。
通过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1935年10月，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大会师。
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建立了以陕甘宁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为加强和支持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国民经济部、国家财政部决定创办自己的印刷厂，生产中央机关和国家银行需用的纸张和印钞纸。12月，黄祥墟受命担任中央吴家坪造纸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委员长。1936年6月以后，他先后任中央国民经济部贸易局保管员，管理科长，陕北吴起镇盐栈栈长，中央教育部红军妇女学校教员兼队长。每一任上，无论是当领导还是普通一兵，他都尽职尽责。领导喜欢他，群众赞扬他。1938年1月黄祥墟入中央党校学习，后因即将派往国统区敌后根据地工作，化名周仁，此名一直沿用至其逝世。
京城“老八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先行进入各大城市，周仁受命提前进入北平，任中共北平内一区工委书记兼内一区区长。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及时提醒全党：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周仁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工工整整地写在了工作记事本上，并在后面加上了一句话：这始终当我工作的座佑铭。
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诞生，北平改名为北京。周仁继任北京市内一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他给自己定了四条规矩：一、下基层不用公车；二、与普通干部“三同”，多解决实际问题；三、不参加商界、私人的宴请活动；四、决不用群众利益和党的原则作交易。在内一区的日子里，他没日没夜工作，哪里问题最难解决，他就在哪里。区里有一部凤凰牌自行车，他让给其他人用，自己天天挤公共汽车上班，而且从来不迟到。打提前进京，住进当时没收的小四合院落地厢房，他一住就是十五年，区政府的公房他一次次让给有困难的干部。
1951年北京市内一区改东单区，周仁续任区委书记兼政协主席、区长，为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全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全市工作会议上再三强调：目前我们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必须把北平由消费城市转化为生产城市。周仁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及北京市委的部署，他率领区委区政府一班人广泛发动群众，全力支持发展生产。
进城不久，周仁他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机关新华橡胶厂在恢复生产中遇到大的困难，即原料缺乏，需要到路途遥远的上海市去购买，而当时上海市尚未解放，资方派去的人进不了上海城。东单区设立后，区委便派宣传委员苏捷驻厂帮助协调，后由中共东单区委开具路条(介绍信)，终于顺利购买到橡胶原料，使新华橡胶厂很快恢复了橡胶产品生产。此厂恢复生产，不仅解决了当时学校球类需求及民用皮鞋厂生产急需。同时，由于东单区委及时将此情况宣传，影响了一大批原来恢复生产有困难或资方有阻力的小厂和手工企业，有力促进了全区生产的恢复。
解放前夕，由于战乱，王府井一度商业凋敝。新中国建立后，为满足首都人民的生活需求，北京市委决定在王府井大街中心建一座综合性的百货大楼。内一区党委政府迅速落实，在短时间内建起了当时首都最大的商业中心———北京市百货大楼，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成集商业贸易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实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为支持发展东单区的商业生产，区政府出面协调，区公安局主动让出地盘给全国生产合作总社开办艺术生产门市部，并支持东大街钟表眼镜行移至王府井大街中心，扩大服装业、皮毛业、新建高级食品水果行，鼓励千祥鞋店发展成商业销售和生产为一体的综合行业。
周仁还非常注重调动民族资产阶级私营资本家、工商业主各方面的积极性。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区委区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严格按照“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公私合营期间，区委组织成立党支部、工会职工组成的生产委员会，积极协助私营主研究生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管理制度，奖励先进等合理化建议，并号召工人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同心同德，尽心尽力经营企业，东单区的许多私方厂长经理感到共产党热心、诚心、工人群众可信，因此打消了思想顾虑，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对私方企业主与公方企业领导人一视同仁，私方企业对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一样受到表彰，嘉奖，企业主同样可以按政策转为国家干部。
正是由于在经济恢复期间，政府尽力帮助私营工商企业排忧解难，取得了他们的高度信任，加之在“三大改造”期间，又较好执行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东单区在公私合营，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进展非常顺利。
党叫干啥，他就干啥。这是周仁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优良品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周仁省下仅有的一点津贴，全部捐给抗美援朝工作站，在他身先士卒带领下，内一区是当时捐钱、捐物最多的一个区。为了支援前线，内一区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资，利用旧厂房兴建东单被服厂，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短时间内生产出一大批军用被服。
1956年北京市重新划区，周仁担任东城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区长、政协主席，并当选为北京市委委员。管得人多了，官当大了，条件好了，但他清廉、朴实、勤勉的工作作风没变。1956年，王府井百货大楼被评为全国商业战线第一面红旗。同年，周仁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出席了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毛主席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周仁率先行动，在东城区办起了北京市第一所半工半读中学———北京市红旗中学。此校坚持五年，使几千位原升学无望就业困难的孩子学得一技之长。走向社会后，他们中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周仁首先带领东城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干部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他自己则下到最艰苦的东城区第三轧钢厂和阀门厂翻砂车间，看机器、抡大锤，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见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打过日本鬼的老干部也和他们一块挥洒热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房，都亲切地管他叫“老八路”。 （陈淑如 整理）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